安源煤矿（原称萍乡煤矿）是在中国社会形态由封建社会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变化过程中于1898年创办的。当时的官僚买办盛宣怀凭借清廷给予的特权，以安源为中心，强行圈定土地、封闭土井、收购粮田，并向德国礼和洋行借款400万马克（合银元180余万两），聘请德国工程技术人员，购买德国机器，采用西方先进技术大举开井建矿。煤矿一开办就被德帝国主义控制。首先由德国人担任矿师，以后又陆续聘用德国人分别担任各工作处总管、监工、医师、会计等。在矿局任职的德国人，1912年达25人，稍后又增加到30多人。从那时起，德帝国主义的魔爪便伸进了安源；从那时起，受苦受难的安源百姓肩上又背负了另一座大山的重压；从那时起，灾难深重的安源工人反抗斗争愈加艰难。
为了实现、维护和加强掠夺与榨取，帝国主义与官僚买办相互勾结，实行残酷的法西斯统治。据当时长沙《大公报》记载：这些在矿上供职的德国人在安源，每天以虐待工人为主要工作，对工人稍不满意便用棍棒殴打。许多工人被德国监工活活打死。据统计，矿上数年被打死的工人竟有千余人。而对于煤矿的安全，他们却不闻不问，井下冒顶、穿水、瓦斯爆炸等事故频频发生，工人生命毫无保障。为了麻醉工人的斗志，德帝国主义等在安源建了20多座教堂、庙宇，向工人宣传奴化思想、宿命论等，以消弥工人的反抗意识。在经济分配上更是天壤之别。养尊处优的德国人拿着比工人工资高达260多倍的报酬，而工人却过着“少年进炭棚，老来背竹筒，病了赶你走，死了不如狗”的悲惨生活。
安源工人阶级不堪忍受帝国主义的剥削与压迫，从诞生之日起，便为自身解放不断进行反抗斗争。从破坏机器、消极怠工，到公开罢工，直至大规模武装起义。但是，这些斗争最终都遭到了军警的镇压。安源工人只有默默地忍受着这地狱般的生活，复仇的火焰埋在心间，等待着迸发的那一天。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等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德国被打败的消息传来，久积在工人心中的对德籍工程师的仇恨在这时终于爆发了。1919年1月，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了巴黎和会，这时安源煤矿工人掀起了驱逐德国人的斗争。他们在长沙《大公报》上发表致北京政府参战处、农工商部以及汉冶萍公司和赣西镇守使函，痛斥德国工程师和监工等十多年来敷衍矿务、破坏矿山资源、虐待矿工、草菅人命等罪行，指责汉冶萍公司继续重用敌国人员，纵容德籍雇员胡作非为的媚外行径，强烈要求将德国人驱逐出境。这封署名“萍乡煤矿全体矿工”的公开信正告道：以上要求如果没有效果，工人们将会齐心努力，群起攻之，置之死地，为我虐死的同胞报仇，不达目的，至死不已。
1919年五四运动的发生和新思潮的传播，鼓舞了安源路矿工人。恰在这时，安源煤矿又接连发生了德籍总管和总监工殴打工人的事件。于是驱逐德国人的浪潮又趋高涨。
6月23日，总平巷德籍监工乌生勃里克将窿工工头汪大全打成重伤，导致工人心中久积的怒火一齐迸发。本来对德籍雇员不满的一部分工头职员，这次也同工人站在一边。当天，愤怒的工人们将被打伤的汪大全抬到矿局总工事房，要求矿长处置。同时，一百多名工人将乌生勃里克寓所团团围住，另有一百多名工人聚集在总平巷工事房门前，情势紧急，一触即发。矿长十分害怕，急忙派矿警到场弹压开导，同时派人将汪大全抬到医院检验和治疗，并嘱咐矿师金岳佑找有关人员查问情形。这时，德国矿师西礼夫特得知亲眼看见乌生勃里克打人的工长刘增余将出面对质，便企图利用职权将他开除，以阻止其作证。工人们听到这个消息，更加气愤不平，一些工人自发组织起来秘密开会，蠢蠢欲动，准备用拳头来维护自己的尊严，试图在井下寻找机会把德国人杀掉。金岳佑了解到这个情况，责成西礼夫特不准开除刘工长，并要求他向工人承认错误。尽管如此，还是不能平息工人们心头的怒火。于是，总平巷各华籍总监工和正监工告诉矿长：工人们对此事非常动怒，尽力弹压和劝阻都不能够解决问题，监工也无能为力，因此请求三个德国人（即西礼夫特、邓考斯、乌生勃里克）不能再进矿井，以免有生命危险。矿长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并将事件经过报告了汉冶萍总公司，请求公司辞去所有的德国雇员。汉冶萍公司回复道：事已至此，矿工们怨恨很深，如果强行留住德国人，实在很危险，权衡轻重，考虑大局，不得不免除德国人在矿上的职务。德国雇员自己也表示：到了这样的地步，除了离开已经没有别的办法可以选择了。这样，盘踞安源二十年之久的德国人终于在当年7月中旬全部被赶出矿山。
驱逐德国监工斗争的胜利，充分表现了安源工人不甘屈辱、不畏强暴的崇高气节和顽强的反抗精神，表明了安源工人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团结紧密、战斗力强的优秀群体。